拆迁中上门女婿不分房，没有法律作为支撑？

据河南商报近日报道，郑州市白沙镇霍女士的丈夫徐先生是“倒插门女婿”，2003年就迁入了某村并与徐女士一家同在一个户口簿上落户。

而根据2013年镇政府与霍家签订的征收补偿安置协议，徐先生能享有65平方米的安置面积。

但日前镇政府却反悔了，表示根据2017年最新颁布的《回迁人口界定办法》及当地村规民约，徐先生的情况是无法享有安置面积的：

协议是不错，但如果协议与界定办法有冲突的话，以界定办法为准。

镇回迁办主任毕文才解释，2013年对于具体的分房办法还不明确，现在既然有新办法，肯定以新办法为准。

第一批回迁一共有3个村，共4500人，就他一家提出异议了，后面还有十几个村，所以这口子不能开。

对于善后方案，毕文才介绍，到2019年时，相关回迁安置工作大部分完成，包括徐落义在内的一些遗留问题再做处理。

那么本案的是非曲直究竟如何呢?在明律师表示，镇政府“出尔反尔”的做法无疑是错误、违法的，征收补偿协议应当得到充分履行，徐先生的安置权益不应有任何缩水。

首先，目前并无任何证据证明镇政府在2013年与霍女士一家签订的征收补偿协议的内容存在违法之处。

那么依照法律规定，涉案协议不存在被认定为无效的问题。

而撤销、变更的除斥期间均为1年，早已经过，镇政府已无权行使撤销变更权。

且涉案协议不是一般的平等主体之间订立的民事合同，而是法律意义上的“行政合同”，即政府与行政相对人签订的协议，是政府作出的行政行为的一种。

有关该协议的争议、纠纷，依法应有行政法律调整，受行政法基本原则中的诚实信用(信赖保护)原则规制。

据此，镇政府是应当依法履行协议约定的，也只有这样才能确保政府的公信力不受损害。

其次，所谓《回迁人口界定办法》的法律地位存疑，很可能是连地方政府规章都够不着的“红头文件”性质。

那么这样的红头文件是不能作为使行政合同无效的依据的。

更为重要的是，该文件是2017年才颁布的，自然无法调整2013年的事情，这是“法不溯及既往”的时间效力原则，可谓尽人皆知。

镇干部在报道中的表态只能说明其确系法盲，需要接受普法教育，而不是待在干部的岗位上乱作为。

再次，徐先生系2003年就将户口迁入了该村，属于政策意义上的“老人”。

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这是政策常识。

所谓“后面还有十几个村，口子不能开”的说法，完全是站在镇领导办事“省事儿”的出发点考虑的，而没有丝毫的法治意识显现。

行政性协议是政府与相对人一对一签订的，徐先生的这份，解决的是徐先生的问题，与后面那些位何干?后面的，同样应当一个一个看协议，按约定来，不存在相互影响、“传染”这一说。

至于那些突击将女婿户口迁入以获取补偿安置权益的，直接通过政策阻止就完了。

显然，镇领导找出的一大堆理由、“苦衷”，目的只有一个——不履行当初的协议，与后面那些位是一点儿关系都没有。

至于所谓的“遗留问题”，也是由于镇政府眼下的不作为、乱作为人为制造的，后续解决起来只会更难，或者干脆沦于不了了之。

根据《妇女权益保障法》第33条之规定，因结婚男方到女方住所落户的，男方和子女享有与所在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平等的权益。

据此，霍女士一家当初与镇政府订立的补偿协议完全是于法有据的，镇政府必须履行。

倒插门女婿在征收中是否享有补偿权益，在实践中有各种复杂的具体情况存在，不可简单地一概而论。

但“法律”对此问题的原则性规定却是不容逾越的。

任何政策、村规民约、风俗习惯，都不得取代法律的地位和效力，这就是法治应有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