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务员献血事件”:一场风波未平的高原救援

时间:2023-12-03人气:作者:佚名

“公务员献血事件”:一场风波未平的高原救援

(原标题:“公务员献血事件”:一场风波未平的高原救援)

车祸后的第46天,上海女孩余言言陷入了另一场“危机”。

她发在短视频平台记录车祸前后经历的视频里,出现了不少争议片段:从西藏阿里把她转运到四川成都的包机,“各种开道”的救护车,还有两张她与丈夫陶立的微信聊天截图。

其中一张截图里,陶立告诉她:“我小姑姑联系了上海市卫健委,卫健委联系了阿里(地区)部门,动用了阿里所有公务人员献血”“整个阿里自治区(地区)的a型血都给你输上了。”余言言回复:“小姑姑牛X。”并在截图上方用黑色大字标出:“家里人不放弃,拖(托)关系把血续上。”

这些字句把她和家人拽进舆论的中心。在成千上万条评论里,她被叫作“公主”“血槽姐”,为她献血的人成了“移动血包”。网友扒出了她和家人的身份信息,试图找到公职人员为她献血和高价包机背后的“猫腻”。

对于前者,她的丈夫向新京报记者解释,“两家几乎没有公职人员,都是一层层地求人帮忙。”对于后者,她的父母表示困惑,“包机钱是借的。我们只有一个女儿,会不拼尽全力去救吗?”

丈夫的说法前后不一,显然未能让网友信服。11月30日,新京报记者多次致电陶立,尝试再次沟通此事,但对方未接听,或挂断。

针对上述质疑,11月29日,新京报记者从上海相关部门获悉,经调查,事发时,卫健部门接相关部门函件,请求正在西藏日喀则市的援藏医生前往涉事医院参与救治。此事不存在因私人关系等不正当因素导致的行动。

阿里地区相关部门工作人员也回应称,献血是当地干部群众的自愿行为。据媒体报道,阿里地区党委宣传部、阿里地区卫健委工作人员均表示,已对此次献血情况进行复查。

“公务员献血事件”:一场风波未平的高原救援

余言言与丈夫陶立的聊天记录。网传视频截图

4次病危通知书

视频是余言言在11月28日下午发布的,车祸后经过40多天休养,她的身体正逐渐好转,“鬼门关”走一遭,她想把这段经历记录下来。“也是感谢救助她的人。”余言言的母亲说。

10月14日车祸那天,她和丈夫正自驾行驶在219国道上。这对9月底刚刚举办婚礼的新人,按照蜜月旅行计划,从上海出发,一路向西经过安徽、河南、甘肃、新疆等地,抵达了西藏阿里地区。

对于这趟旅程,余言言的父亲有些担心:“我实际不想让他们去,这么远的路还要开车过去。但小夫妻两个出去玩也正常的,我也不能扫孩子的兴。”

阿里地区位于西藏西部,平均海拔超过4500米,被称为“世界屋脊之屋脊”。穿过阿里地区的219国道则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公路之一。旅途中,两人路过的“界山达坂”路牌提示他们,当时的海拔已经有5347米。

余言言觉察到自己有些高原反应,吸起氧气。下午1点左右,正在驾车的陶立也感到缺氧、晕厥,随后发生了单车车祸,车头遭到撞击,严重变形。陶立没有受伤,但副驾的余言言重伤,被送往医院抢救。

“公务员献血事件”:一场风波未平的高原救援

车祸现场:车头遭到撞击,严重变形。图源:短视频截图

“一路上靠好心人送氧气瓶撑着,上救护车人还是有意识的。”余言言在视频里写道。而在阿里地区人民医院(以下简称“阿里医院”)出具的一份病危通知书上,余言言被诊断为“肝破裂,腹腔出血,失血性休克,胸部损伤……”

陶立记得,那时妻子的状况非常危险。

“医生说我妻子肝撕裂,像豆腐一样,情况非常的复杂。肝撕裂的位置深、血压又大,缝了两个小时都缝不上,血止不住。他们(医生)当时填了12块纱布在我妻子肚子里压着,因为缝不住,只能靠压力止血。”陶立说,从10月14日出事到10月16日,他一共签了4次病危通知书。

存血告急

阿里医院的医生刘洋接诊余言言时,是10月14日晚上。他听说,这对度蜜月的夫妻发生车祸后,妻子先被送到附近的县医院检查,发现肝脏破裂,又被紧急送来阿里医院。

当晚10点多,余言言被推上手术台,全身麻醉后,医生对她进行了剖腹探查、肝破裂修补术和胆囊切除术。

“因为肝破裂情况严重,做了结扎以后,其他的没法做。(余言言的)血压也特别低,再加上当时可输的血量也不够,所以(我们只能)紧急做了一个纱布填塞,下了手术。”刘洋回忆,术中,余言言出血大约2000毫升,输入了8个单位红细胞悬液、800毫升新鲜冰冻血浆。

到了10月15日,适配余言言的存血也告急了。

阿里地区中心血站的工作人员曾告诉媒体,当地人口稀少,血站库存不足。刘洋也经常遇见类似的急缺血情况,这时,血站、医院一般都会“号召内部员工、社会上的人和附近部队的人献血,身边的同事也会把信息转发到朋友圈”。

“因我院重症科一名患者严重失血性休克,病情极其危急,需要输注大量A型Rh阳性血救治,如有血型符合且有意愿献血的同事,可到阿里地区血站献血,感谢各位同事的帮忙。”和平时一样,这次医院也发了消息,号召职工献血。

在当地政府一位工作人员看来,这是很平常的事:“我们当地人口不多,平时看到朋友圈里有需要献血的消息,干部群众都会出于好心主动去献血,不论是谁需要。”

“这次也一样。”这位工作人员说。

刘洋记得,从术后余言言的出血情况看,平均每天的用血量不止两三千毫升。根据以往的经验,在短时间内筹到如此多的适配血是有难度的,“献血是自愿的,有人组织,但不一定有人会献。”担心筹不到足够的血,刘洋在10月15日提醒陶立,“医院在想办法,你们家属也得想办法。”

得知妻子缺血,陶立第一时间将消息告诉了家里人。“当时阿里地区卫健委也帮我们,问我户籍地是哪,可以找户籍地的卫健委求助。”陶立说,自己和妻子都是上海人,便四处托人,层层去找(关系)、去问,希望能联系到上海卫健委。

10月16日,几位上海援藏的医生来到阿里医院为余言言会诊。而据媒体报道,在接到医院通知余言言因手术需要大量储蓄血液后,多方动员组织献血,自发献血者不仅有当地公职人员,也有民众。

刘洋也记得,10月15日到17日,不到三天时间里,不少人到血站献血,其中有数十名公职人员。15日和16日,血站的人加班开展制备红悬、新浆,筛查传染病等工作。最终,他们成功筹到了余言言16日到18日输入的950毫升新鲜冰冻血浆、4个单位红细胞悬液和1000毫升全血。

“公务员献血事件”:一场风波未平的高原救援

转运余言言的湾流G550。网页截图

“特权”

血到底是怎么来的?在看到“家里人不放弃,拖(托)关系把血续上”的字样时,网友们都想知道答案。

“我们普通人的命就不是命吗?”“公务员辛辛苦苦考上后,是你们有钱人的移动血包吗?”类似的质问出现在社交平台的评论区,或者视频弹幕里。

刘洋告诉新京报记者,他见过武警、消防等部门的负责人在医院和余言言家属对接。陶立解释,这是自己和家人一个个求来的。

“谁都求。”他形容当时自己的处境:“(妻子)人快不行了,我们就见缝插针,认识的、不认识的都求。”

他向处理交通事故的警察求助,希望他们能请示领导一起帮帮忙,还在网络上发求助信息:“我求助阿里地区的a型血的兄弟们能帮帮我献血!求求大家了,我们今年9月27号才结婚!求求你们了!”

11月29日,阿里地区相关部门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次的献血行为并不是强制的,而是和平时一样,是献血者的自愿行为。

而提到自己的小姑姑,是因为“小姑姑是平时一有事就会出来帮我的人,所以当时发信息时第一时间想到了小姑姑。至于谁能接触到上海市卫健委,我们自己都不知道。”

至于那位小姑姑,陶立否认了她是公职人员身份。

这与那张引发巨大争议的聊天截图内容不符。对此,陶立解释,截图中的对话是妻子刚刚脱离生命危险、苏醒时,他发送出去的,与事实不符,有夸大的成分。

“我是想鼓励她,让她安心下来、安定下来。” 陶立说。

这种说法显然未能让网友信服。新京报记者就此事多次尝试致电陶立,但都遭到挂断或未接听。

新京报记者从上海相关部门获悉,经调查,事发时,卫健部门接相关部门函件,请求正在西藏日喀则市的援藏医生前往涉事医院参与救治。此事不存在因私人关系等不正当因素导致的行动。

“我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老百姓,我是什么(关系)都没得,一个(人)都不认识。”余宗民不记得两家中有亲戚是公职人员,女儿本人则是上海某区一镇上的银行职员,并非网传的医护人员。

谈及陶立小姑姑的身份,余宗民在支支吾吾中称自己并不清楚她的具体身份,只知道她“快退休了”。

他是在10月16日中午见到的女儿。那时女儿的伤情仍然很严重,好在血已经续上。至于血是怎么来的,他自称并不知情,“(当时)脑子里一片空白。”但在他看来,这是遇见了“好心人”,是“大家群策群力想办法”的结果。

他告诉新京报记者,自己从上海赶来阿里时,到拉萨的机场转机,遇到当地下雪,当天的飞机无法起飞。机场警方也替他着急,甚至提议开车送他,可车程要20个小时,还不如次日坐飞机快,这才作罢。“人家一听这个事,都帮忙的。”

包机转运

10月17日,余言言的伤情缓和,“手术切口创面渗血减少,各项化验指标上升。”但新的问题出现了。

“当时她的血小板特别低,这边没有可输的血小板。”刘洋说,此外,因做过纱布填塞,余言言还要进行二次手术,后期则需要探查肝脏情况。

日喀则的上海援藏医疗专家建议,先不做手术。专家告诉家属,伤情的缓和创造了一个转院的时机。如果后期感染加重,或出现其他问题,在阿里医院很难进行救治,可以通过包机转院的方式,到医疗条件更好的医院接受救治。余宗民和陶立听从了这个建议。

余宗民提到,这次转运服务由海南某航空医疗急救服务公司提供。该公司微信公众号提到,其主营业务为“重症医疗长途转运”,提供包括医疗专机在内的多种转运服务。新京报记者查询得知,余言言使用的是湾流G550公务机。余宗民说,公司给他们的最终报价是120万元。

“这是救我女儿的命啊。”余宗民没犹豫。

他清楚记得女儿发生车祸的时间,那时他正在吃晚饭,接到电话得知女儿情况危急,“整个人傻掉了,一下子躺到地上去了”。等回过神来,他又立即从上海坐飞机赶往西藏,遇到大雪飞机没法起飞,他坐在机场等到天亮。

“人命关天的事,肯定想尽一切办法,不能就在高原上等。”余宗民说,为了凑齐转运的钱,他向“好心人、单位的领导”借,一笔笔钱通过手机转账过来。

10月18日10点,余言言开始转院。

从医院到机场的路途中,警车在前方带路。下午1点,湾流G550在阿里昆莎机场降落。一个小时后,飞机起飞,机舱内,余言言被固定在床上,身上插着管子。下午5点,飞机降落在成都双流国际机场,转乘救护车后,余言言顺利转入成都市四川大学华西医院(下称“华西医院”)接受救治。

对于网络上争议颇大的“警车开路”,余宗民解释,那是当地警察好心帮忙。“女儿女婿出了车祸,就是他们处理的,他们这几天也都守在医院,关心女儿的病情。”到了成都后,也是航空公司提供了救护车运送的女儿。

余言言伤情稳定后,余宗民在成都租下一辆大空间的商务车,开了2000多公里,带女儿回上海。余言言躺在车后排,“插着针管,肋骨断了,腰椎、从头到脚都伤了。”

这趟行程用了近三天,开车的时间约26小时,一共花了2000多元。回上海后,余言言在上海一家医院继续接受住院治疗。

余宗民说,自己并非富贵家庭,“我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老百姓,在单位里开车的,你说有多少收入?”截至目前,女儿的医疗费用共计不到160万元(包括包机费用),其中,在阿里地区花费将近7万元,在华西医院花费将近10万元。

11月28日,陶立觉得余言言状态恢复了不少。那天下午,她把这段讲述车祸经历、接受“阿里全体公务员”献血的视频发在了社交平台。起初,她收到了一些祝福,但很快,评论和私信里就出现了质疑。

当晚余言言就删掉了视频,把账号改为私密状态。

11月29日晚,余言言的母亲告诉记者,有人将两家人的姓名、单位等信息发在了网上,属地派出所已经向他们了解情况。

面对这样的局面,余宗民有些语塞,“年轻人有时会说大话,可一旦发到了网上,这……”

第二天,女儿还要做造影检查,还不知道检查结果会怎样,现在的他,最惦记这件事。

当晚,开过一场家庭会议后,他告诉新京报记者,“我内心的想法是,能不发(声)就不发了。”

(余言言、陶立、余宗民、刘洋为化名)

新京报记者 丛之翔 左琳 俞金旻

编辑 杨海 校对 吴兴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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