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岁的他决定去上“男德班” 男德班毕业

杨勇被触动了，“我觉得自己就像他一样缺乏一个理解自己的父亲。”当时，杨勇想掉眼泪，下意识地克制了自己。但他立刻意识到自己在被性别文化影响，下一秒，他让自己的眼泪掉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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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举办的“男德班”中，学员们体验孕妇的辛苦。受访者供图

新京报记者 陈亚杰 编辑 陈晓舒 校对 杨许丽

在第二个孩子即将来到这个世界之前，40岁的杨勇决定去上“男德班”。

第一次听到“男德”两字的时候，杨勇的感受是——“特别反感”。“以前有一个女德班，对女性的言行举止提出要求，我想男德班是不是教导男性要阳刚，一定要压抑自己的情绪。”

杨勇小时候经历的教育方式是“男孩子不许哭”“要勇于承担责任”，这样的经历让他无比痛苦，甚至因此抑郁，与自己的父亲疏远。

养育第一个孩子的过程中，他发现自己在和孩子交流时，带着父亲的影子，“要求他打针不能哭，男子汉跌倒了也不能哭。”

现在，他想学习另一种教育孩子的方式。

今年9月，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博士、性别学者方刚在自己的公众号发布招募信息，准备重启“男德班”。2015年，方刚曾经举办过一次“男德班”，但效果却不尽如人意，真正主动来参加的社会人士只有两位。“我们事后收集到将近三百家媒体的报道，很多都是负面的，把我们视为嘲笑对象。”

这一次，“男德班”依然面临诸多争议，“取这个名字是哗众取宠”“做男人还用教？”“过分强调性别的差异，本身就会导致很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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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一种教育孩子的方式

在“男德班”的招生简章上，杨勇发现这个班的全称叫做“好伴侣好父亲：全参与型男性工作坊”。

创始人方刚解释，“希望通过男德班推动男性参与，承担家庭、职场等触及性别平等领域的责任，包括反对性别暴力、承担家务、养育孩子，以及一些传统上被认为属于女性领域的事情。”

▲2015年，方刚曾经举办过一次“男德班”，但真正主动来参加的社会人士只有两位。前排左二为方刚。受访者供图

杨勇在成都做心理咨询师，为了更好地做家庭和亲密关系方面的咨询，2019年，他参加了方刚讲授的赋权型性教育讲师培训班。当他听到“阳刚”是男性气质中的一种，不能用一种标准要求千千万万的男性时，杨勇脑子里止不住地想到他和父亲的关系，“剑拔弩张，火药味特别重”。

父亲在他心中的形象是做事雷厉风行，说一不二，不会退缩，也从来没有表达过自己的脆弱，“我学了心理学之后，才知道每个人都有喜怒哀乐，但是父亲把他的喜怒哀乐抹杀了。”

杨勇常和朋友分享一个故事，他读小学时，偶尔偷懒赖床不想去上学，父亲就会逼他起床唱国歌。

他脑子里保存的另一个场景是有一次哥哥考试没考好，父亲听到后迅速地，就像拎个小鸡一样，把哥哥拎起来，直接“扔进了”家门口的珠江。

这些事情，让杨勇掌握了在父亲面前的生存法则，保持“很乖”的形象。但到了高中，杨勇抑郁了，“我很害怕我的生命是被别人主宰的，生命已经被规划好了，是没有意义的。”

杨勇和哥哥读大学选择的专业也是父亲替他们规划好的——像父亲一样成为一名医生。杨勇想要拒绝，但又不敢反抗父亲，最终他选择在一所医学院学习心理学。“我现在认识到父亲在按照一种支配型男性气质要求我们和他自己，这种支配型男性气质伤害了我跟父亲之间的情感。”

杨勇的第一个孩子出生后，他发现，自己在和孩子交流时，带着父亲的影子，“要求他打针不能哭，男子汉跌倒了也不能哭。”

现在，第二个孩子马上要出生了，他想学习另一种教育孩子的方式，“我想试试在‘男性参与’的观念下教育孩子，他的成长会有什么不一样的体验跟感受。或许，等到他再跌倒时，我会告诉孩子，哭了也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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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也需要做出一些改变了”

“我的工作真的很忙，我比我太太忙多了，我们俩各有分工，她多做家务，我多赚钱，这样不是挺和谐吗？为什么我做家务才能算平等呢？”

这是“男德班”第二次培训中，方刚提前抛出的九个问题之一。

课堂以方刚的讲述和学员的讨论为主，课程在线上进行。“之后涉及婴幼儿护理技术时，会请专业人士来讲授。”方刚说，目前招收的学员都是有一定心理学基础或者对性与性别知识有一定了解的人。学员完成三个月的培训后，将成为新一届的男德老师，2023年去各地针对大众招募，以团体辅导的形式培训更多学员。

▲2022年10月，方刚再次启动“男德班带领者”，学员完成三个月的培训后，将成为新一届的男德老师，去各地针对大众招募。图片来源：网络截图

“男德班”讲授的内容主要依据方刚编写的《全参与型好男人团辅手册》，包括“认识并挑战社会性别刻板印象”“反思‘大男子汉气概’的伤害”“做家务和照顾家人的能力”“婴幼儿护理技术”“家庭暴力成因及干预”“与青少年孩子的相处艺术”等。

杨勇发现，这次参加男德班的学员多数都参加过赋权型性教育讲师培训班，有专业的心理咨询师，也有“性教育”行业的人，还有中小学老师。

在回答那个有关家庭的问题时，杨勇提到了自己的母亲，“自己出去工作赚钱，没有依赖我父亲”“她能够和男人谈生意，不比男性弱。”

但杨勇说，妈妈回家后还要做家务，有时候甚至到凌晨。“当时我不明白，为什么妈妈那么辛苦，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还有一些长辈会议论，“说她不像个女人”，建议她不要外出工作，多在家照顾孩子。

杨勇身边也有朋友的妈妈开酒店、做生意，但是朋友的爸爸却通过家庭暴力的方式，让她回归家庭。

小学四五年级起，杨勇开始帮着妈妈做家务，身边又有一些长辈说，这是女孩子做的，男孩子不应该干这些。

组建家庭后，杨勇承担了更多的家务和育儿的责任。

“女人在职场高层的少，这不能怪女人吧。谁干得好，谁就上升呀，为什么不让女人上升呢？这不是性别歧视吗？”

在讨论这个问题时，杨勇补充说，“这也是社会上有关性别的刻板印象导致的，认为女性如果在职场上有更高的职位，不利于她们在家庭方面的付出。”

在杨勇接手的家庭或者离婚问题的咨询中，他发现近几年男性想让妻子回归家庭的案例增多了，“甚至当妻子提出离婚时，丈夫还会认为是因为妻子外出工作，变坏了。”

过去，杨勇被传统的性别观念影响，会去劝说女性别太强势了，温柔些。现在他会让双方把问题呈现出来，“现在很多女性在改变，去追求自己的事业，有自我意识，男性也需要做出一些改变了。”

但在杨勇的家庭中，孩子出生后，新的问题出现了。

他尽量抽时间接送孩子，承担了一些养育孩子的家庭责任。他也见过身边的一些男性带孩子的场景，自己在玩手机、看电视，让孩子在旁边独自玩耍。

过去，杨勇觉得自己比他们好一些，但在了解“男性参与”的概念后，杨勇觉得，自己是借口工作，不去陪伴孩子，“我也受到了支配型男性气质的影响，想着男性一定要成功，事业才是第一位的，而忽略了这么做会影响亲子关系。”

改变的第一步，推掉没必要的“应酬”，改为晚上回去听孩子讲讲今天在学校发生了什么。交流的方式也在转变，过去他常常会“理所当然”地拒绝孩子，“不行，我要去工作”。现在，他因为工作不能陪伴孩子的时候，会告诉他，为什么不能陪他，也会提出换个时间来陪他。杨勇发现，儿子的态度也从过去的一脸委屈，转为现在学会了理解与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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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禁锢的男性

方刚今年54岁，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那天，他和“男德班”的宣传海报上一样，穿着西装外套，时间让他的发际线有些后移，但面庞干净白皙，眼睛炯炯有神。一位学员回忆，她第一次见到方刚是在一家心理机构主办的讲座中，方刚是讲师，对他的印象是身材比较魁梧，大高个，但是动作、语言都很温和，“有一种中性气质”。

方刚曾经在一次视频演讲中展示过一张自己年轻时的照片，照片中的男孩瘦、文静。方刚自己分析，照片中的男人是不符合主流的、支配的、阳刚之气的，“在我年轻时，没有人管我叫‘小鲜肉’，我被骂作‘娘娘腔’。”他至今还记得，小学时因为挨批评哭了，老师不准他哭，说他像“绣花枕头”。而他也因为父亲在他三岁时就离世，性格软弱，成为被欺凌的对象。

▲方刚表示自己年轻时的样子是不符合阳刚之气的，被人称作“娘娘腔”。受访者供图

到了二十多岁，方刚第一次读到性别相关的研究著作，“我整个人都被点燃了，很亢奋。”他觉得自己从小被叫做“娘娘腔”，和大多数女性一样，是被父权制压迫的群体。“当一个男人不符合主流男性气质的要求时，这个男人就处于被性别机制压迫的底端。”

那天下午，他骑着车，在北京炎热的街头转了三个小时，想去不同的书店再买更多关于性别研究的书。那是1997年，距离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过去了两年，才刚刚有性别研究相关的书籍进入中国。

从那时候起，方刚开始思考，要不要从事性别相关的研究，“我觉得它是关于人权和平等的”。他联系了当时在中国人民大学任教，主要从事性社会学和性别人类学研究的潘绥铭，后者被誉为“中国性学第一人”。2002年，方刚考取了潘绥铭的研究生。

参与培训的学员中，28岁的谢谦是最年轻的一位，在他的记忆中，也被叫过“娘娘腔”，“‘娘娘腔’这个词是带有性别污名化的，污蔑男性，同时也在贬低女性。”

另一个带有污名化的话语是“不像个男人”，“男性特别担心被人说不像个男人，但‘男人’这个标准其实非常高。”谢谦认识一个健身教练，因为小时候肤色很白，也很瘦，觉得自己缺乏男子气概，“以至于他要从事健身教练这一职业来弥补，让自己看起来‘更像个男人’。”

2010年，博士毕业后，方刚到一所高校任教，但他不想仅仅停留在做学术研究，给自己定下理想目标“学术研究为改造社会服务，通过性学研究促进性人权，通过社会性别研究促进社会性别平等运动，特别是男性参与”。

之后方刚计划每年做一个推动性别平等的创新活动。2015年，他在自己的微博发起招募，准备开启“男德班”。但效果却不尽如人意，真正主动来参加的社会人士只有两位。“我们事后收集到将近三百家媒体的报道，很多都是负面的，把我们视为嘲笑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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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改变吗？

在2015年开启男德班之前，方刚在国内提出“男性参与”时，便遭到了一些从事性别研究的女性学者的质疑，“男性是父权体制的受益者，怎么可能站出来反对让自己受益的东西？”方刚写文回应，“受益的同时也是受害，压迫我们的是父权文化，不是男性个人，男性气质具有两面性。”

首次男德班失败后，方刚一直没有放弃在国内推广“男性参与”，他自己出版了几本关于“男性参与”的书，“卖得不太好”，也尝试过用直播等形式宣传“男性参与”的理念，但是观看者寥寥，“观念的改变没那么容易。”

时隔7年后，方刚观察发现，“有越来越多的人讨论男性参与家庭生活的问题。”他再次开启“男德班”，仍然沿用了“男德”的名字，方刚坦言，想要靠这个吸引人们的注意，“如果叫好丈夫、好父亲，不会有太多的人关注。”

9月15日，方刚在互联网上发布信息，公开招募“男德班带领者”，最终共有19组成员报名，来自深圳、上海、成都的三组通过选拔，每个小组有三名学员，成为受到资助的正式学员。

作为这一届的学员，杨勇将在明年成为成都地区“男德班”的老师，他已经开始担心之后的招募，他曾开玩笑地和身边的人提过，要不要来上男德班？对方一听上课的内容关于怎么做好丈夫，好父亲，回复都是“这个还需要学吗？”

有五位男士联系了杨勇。他首先问对方，为什么想参加这个活动？五位男士中，有两位告诉他，因为他们目睹过父亲对母亲，或者是母亲对父亲的家暴，他们希望家暴不要再出现在自己新组建的家庭中。

“男德班”会对参与者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杨勇听说了第一届男德班成员韦明的故事，韦明曾经是家庭的施暴者，妻子和他离婚后，韦明“不想再去伤害别人，也不想自己的小孩子将来像他一样”，拨通了白丝带反家暴热线，也参加了2015年的“男德班”。

“现在，韦明在学习做一个好父亲。”杨勇说。

▲2015年举办的“男德班”中，请了专业人士教学员们如何照顾婴幼儿。受访者供图

接触“男性气质”的概念时，杨勇最初无法接受所有的“男性气质”——“衣服穿得花里胡哨”“爱打扮化妆”“说话轻声细语”，这些都被他定义为“娘娘腔”，“嘴上不会说什么，但是心里还是会对这些人有不好的评价。”

“不仅仅说责任、控制、霸道是男性气质，阴柔、随和也是男性气质，我们反对的是只以支配型男性气质为标准，而否定其他多元的男性气质，这是对男性的一种伤害。”方刚在课上说。

这是杨勇之前没有听过的观点，在他成长的过程中，父亲常说的是，“你是男人，这是你应该做的。”“包括女性也是一样，如果她不温柔或者表现得太强悍、太能干，我也觉得不像女人。”杨勇说。

杨勇也曾经用“性别标签”束缚自己的儿子，买的衣服要看起来“阳刚”、要玩手枪、飞机、火车。现在，他尝试着不去约束自己的儿子。儿子有时也会说，哪个电影明星是“娘炮”，学校里的某个男生走路姿势“好娘”，杨勇听到后，会告诉他，这是不尊重别人的表现。

他看过一篇文章，写一个儿子告诉父亲，自己想要穿裙子去学校，这位父亲帮助儿子实现了。“我觉得这位父亲的做法特别让人尊敬。”他也想过，如果有一天，儿子跑来告诉自己，想要穿裙子外出，他一定会答应。

“过去，我会将很多问题归为是男女性别的差异造成的，比如男性就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女性就应该做家务。现在，抛开性别的观念，我才发现原来这个世界是多元的，是丰富多彩的，每个人都有权利做出各种各样自由的选择。” 杨勇希望自己在养育第二个孩子时，要尊重他，而不是去控制他，“让他活得更像自己。”

对杨勇来说，一切还在学习之中。

在“男德班”上，他反省自己与父亲的关系为什么这么糟糕。作为一名心理咨询师，他听过很多人讲述，但自己却不愿意倾诉。他开始参加一些心理团辅，“去暴露自己、分析自己”。在第三次“男德课”上，杨勇讲出了自己与父亲的故事。

“支配型男性气质”还是影响着杨勇，过去几乎不落泪的他，说起最近看过的一部电影《叫我第一名》，主人公患有先天性疾病，导致他无法控制地发出“像狗一样”的奇怪声音。主人公的爸爸无法理解他，每次男孩犯病就大声训斥，要求他“不要无理取闹了”。但是妈妈一直在包容他、支持他，后来还遇到了一位包容他的校长，主人公也因此想要成为一名像校长一样爱学生的老师。

杨勇被触动了，“我觉得自己就像他一样缺乏一个理解自己的父亲。”当时，杨勇想掉眼泪，下意识地克制了自己。但他立刻意识到自己在被性别文化影响，下一秒，他让自己的眼泪掉了下来。

（杨勇、韦明为化名）

值班编辑 李加减 古丽 康嘻嘻

本文部分内容首发自新京报公号“剥洋葱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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