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暴者走进“男德班”|深度报道 家暴 男性受害者

时间:2022-11-26人气:作者:佚名

家暴者走进“男德班”|深度报道 家暴 男性受害者

记者/李晶晶 实习记者/王映涵

编辑/计巍


顾伟在一部反思性别暴力的公益话剧《男人独白》里“本色出演”

2015年,当“男德班”首次开设时,顾伟报了名。在一次写出父亲优缺点的小活动上,他将写有“控制欲”“暴力”的纸条,狠狠扔进了垃圾桶。很长一段时间内,他自己也与这两个词有关。

从第一届“男德班”回去一周后,顾伟和妻子的离婚官司二审开庭,最终他们还是离了婚。他觉得,自己没能挽留住婚姻,但至少,还能学着做一个好父亲。

“男德班”由长期关注性别平等、青少年性教育和反对家庭暴力等议题的著名学者方刚开办,课程倡导男性学做“好伴侣、好父亲”。

第一届“男德班”开办时,只有两个人报名。今年10月,第二届男德班又开始了线上带领人的课程,顾伟成为了这届男德班的志愿者,并计划在明年男德班正式开启线下课程时,去到离自己最近的上海再次学习。

7年过去了,顾伟惧怕那只情绪猛兽还会从身体里破壳而出,他没敢再走入一段亲密关系,但戒除暴力、尊重女性的观念和行动已经成为他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想让她闭嘴

11月14日,方刚在男德班带领者线上会议上模拟施暴者提出了一个问题:“她身为一个女人和妻子,不就应该对我崇拜吗?她唠唠叨叨的让我很烦,我不应该打她吗?”

“我们第一届的学员顾伟就曾经反思,想让女性闭嘴的想法,是‘她属于我’这种控制欲在作祟。”方刚继续说。

顾伟,是方刚认为在首届男德班里改变最大的一名学员。

10年前,顾伟的身份还是“家暴男”,而现在,他的身份是“白丝带反家暴志愿者”,他通过分享自己的经历去引导其他家暴者处理好自己的情绪。

顾伟曾厌恶妻子的“唠叨”。当妻子提出想来管理他的工资卡时,顾伟心想“怎么能由女人管钱呢?”随即一脚狠狠地踹在怀孕6个月的妻子腿上。“她闭嘴了”,顾伟只觉得舒了一口气。

在那之后,他的控制欲越来越重,对妻子的不满也越来越多,药瓶不能放在餐桌上、吃饭必须在自己家吃、回娘家必须事先告诉自己……他几乎每隔一个月就会对妻子施加暴力,甚至抓起妻子的头往地上砸。施暴结束后,他有一套“快速挽回方式”——流泪、下跪、写保证书。他说,妻子每次都会原谅他。

现在的顾伟坦言,那些道歉和保证也不是出自真心,“道歉不是觉得自己错了,而是想让这件事迅速过去。”

妻子怀孕时,他被工作单位提拔为领导。顾伟觉得,家暴的原因是工作压力太大,工作太忙,有时候一天要接几十通电话,都是陪着笑脸,手下的人也不听他的,每天都过得很压抑,时常睡觉时还会捶床。

妻子成为他每一次宣泄情绪时的出口。在外,他通常是一个“老好人”的模样,而在家,妻子曾说他是“怪兽”。

最为严重的一次家暴,发生在2014年4月参加朋友婚宴时。妻子埋怨他“为什么不等自己,心中没有自己和孩子”。当时他没说话,但心里憋着怒气。第二天凌晨4点妻子起床去卫生间时不经意地踢到了他的腿,顾伟发作了,用右拳狠狠砸了妻子的头,“我死死捏紧拳头,像铁锤一样。”他记得,妻子惊惧地睁大眼睛看着他,不敢尖叫,只发出低吼。

“打男人我可能也不会用这么大的力气,不知道为什么自己在打妻子时用这么大的力气。”此后连续两年,妻子会不时告诉他,自己依然感到头疼。

这次家暴之后,乞求原谅的老方法失效了,妻子决心离婚。一个月后,法院的传票寄到了顾伟的工作单位,他慌了,“没想到她真的会跟我离婚,我以为她是那种离了我就活不了的人。”

一个偶然的机会,顾伟看到电视里播放的《中国反家暴纪事》纪录片,片中是一些长期忍受家暴的女性口述,她们选择以暴制暴,杀死丈夫,最终入狱。顾伟第一次感受到受害者的痛苦,也明白了妻子为什么每次在遭受家暴时不尖叫而只是低吼——那或许是人在极度恐惧的情况下才有的生理反应。

在这部纪录片中,顾伟还知道了一个叫“白丝带”的反家暴公益组织,他拨打了热线电话求助。

顾伟在电话里说,“我打她,只是想让她闭嘴。”咨询师反问他:“她是不是个人?是个人就都有说话的权利,你有什么资格,可以剥夺一个人说话的权利。”顾伟沉默了很久。


第一届男德班,左上橙衣服为顾伟,前排中间为方刚


让暴力终止于这一代

“白丝带终止性别暴力男性热线”由方刚在2010年设立,接受家庭暴力中施暴男性的咨询。十多年来,这个热线接听来电超6000次,其中男性咨询者仅占到15%左右。

据全国妇联和联合国妇女基金会2018年的统计,我国约有30%的已婚妇女曾遭遇家暴。给“白丝带热线”拨来电话的大多数都是受害者,像顾伟这样主动求助的施暴者并不多。很多打来电话的施暴者也并不认为自己错了,只是试图寻找补救婚姻的方法。方刚回忆,拨通电话的人本身对于幸福美满的婚姻是有渴求的,但他们因为身上大男子主义的支配性气质,会把手伸向更弱者。如何处理家庭关系、戒除暴力,对于他们来说是要去学习的。

顾伟和热线那头的咨询师断断续续沟通了一年,从自己和父母相处的经历聊到和妻子相处的模式。

1984年,顾伟出生在苏南的一个普通村落,父母都是农民。从小开始,他就经常听父亲和亲戚家的叔叔讲述如何用拳头解决事情。小时候的顾伟也曾认为这是合理的解决方式。

高考后,他的成绩不佳,父母想让他复读,但他想早早工作。父母不赞成,唠叨着,“你这样做可别后悔,小心学坏了吃枪子儿……”顾伟只觉烦躁,他冲向餐桌前,给了正在吃饭的母亲左眼一拳。

父亲叫来了舅舅。舅舅气冲冲地冲进顾伟家,狠狠扇了顾伟一巴掌。顾伟当时心里很不服气,“为什么你们能通过打架解决问题,我就不行。”

后来顾伟反思,“他们都唠叨我了,但是我没敢反抗父亲和舅舅,却只打了母亲,我本能地就挥拳向那个弱者了。我们家有家暴的‘传统’,我想让家庭暴力终止于我这一代。”

在接触了白丝带反家暴热线咨询老师的心理辅导后,他对于反家暴的认知停留在“强者”不能殴打“弱者”。直到2015年“男德班”的出现,他才认真地审视了自己在生活中对于女性的偏见,明白了“保护从属者”和真正尊重平等之间的区别。


顾伟在第 一届“男德班”中体验孕妇生活中的不便


“她不是属于我的”

2015年9月,方刚创办了被称为“中国第一男德班”的“全参与型好伴侣、好父亲工作坊”,但响应者寥寥。几乎没有男人愿意花2000块钱来到北京,用三天时间听人教自己如何尊重女性、做家务和照顾孩子。

方刚说,男德班的实质是倡导“男性参与”。这个概念在1994年开罗国际人口与发展大会上首次被正式提出。1995年,在北京召开的世界妇女大会上,男性参与被写进《北京宣言》,明确呼吁“鼓励男子充分参加所有致力于平等的行动”。

这届男德班,全国仅有两人主动报名,一位来自北京,是个不知道怎么谈恋爱的大学生,想学习如何建立亲密关系;一位来自河北,想学习如何挽回婚姻。其他十余人都是像顾伟这样的白丝带反家暴志愿者。

方刚说,男德班的设立,原本是想反对“女德班”中的封建糟粕。2014年开始,市面上出现了披着国学外衣的女德班,要求女性“打不还手、骂不还口、逆来顺受、坚决不离婚”。

而男德班则强调男女平权、尊重女性,强调家庭分工中的男性参与。课程的主要内容为“家庭暴力成因及干预”“反思大男子汉气概”“怎样做家务和照顾家人”“认识并挑战社会性别刻板印象”“婴幼儿护理”“怎样对青少年进行性教育”等。

方刚认为,“改变要从男性做起。”男性通常享有财产继承权、子女冠姓权,在家庭和社会中通常处于支配地位。长期身处这种文化环境下,就容易忽视这种男女不平等的权力关系。

“我就曾经是一个家暴过妻子的人。”2015年10月,顾伟从家中坐了一整天的火车来到北京,在“男德班”,他有些怯懦地讲述了自己的故事,没有人嘲笑他,台下响起鼓励他自我反省的掌声。

在男德班的课程游戏中,他和学员们把篮球绑在腹部,藏在橙色马甲下,体验孕妇怎样去捡掉在地上的一本书。

方刚还会引导他们体会妈妈带娃的过程,“凌晨两点了,孩子哭了要喂奶。”听到指令后,站成一排正在模拟火车行驶的学员们,不得不停下解散,给桌子上的洋娃娃冲奶粉、喂奶。方刚在一旁提醒:“冲奶粉时奶瓶不要进空气,喂时轻拍孩子的背,以防打气嗝。”

折腾了十分钟后,“孩子”吃饱了,学员们再次排列成火车走上既定轨道,“凌晨四点,孩子哭了、尿了,起床换尿布。”学员们又开始给工作台上的洋娃娃换尿布。来回折腾几次,顾伟已经非常疲惫,但这只是新手妈妈一晚上的工作而已。

顾伟由此意识到自己作为一名丈夫和父亲的缺失。

顾伟高中毕业后,早早进入了当地的一个工厂工作。后来,28岁的他,通过相亲认识了大学毕业后工作不久的26岁妻子。在订婚宴上,看着敬酒的妻子,他突然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想法:“她是属于我的了。”妻子希望他交出工资的行为,对顾伟来说意味着交出“财政大权”,是挑战权威、从属者想要反过来控制他的行为,他不可能答应。

他还想到,妻子在医院疼了三天才开始生产,气色非常差。生产后,一家人的重心也都在新生儿身上,妻子一度有些产后抑郁。那时,他工作忙回家晚,到家后也是躺在床上,看着自己的母亲和妻子忙前忙后。

2015年11月,从第一届男德班“毕业”一个月后,顾伟和妻子的离婚官司二审开庭,那时,《反家庭暴力法》还未施行,妻子也未留下过被家暴的证据。法院判他们离婚,孩子判给了顾伟。

离婚后,他渐渐看到了前妻作为一个独立女性的价值,不是那个必须要泵奶泵到痛苦不堪的母职角色,而是一个会赚钱也有思想的职业女性。他想起,还没离婚时,妻子偶尔会跟自己谈到《红楼梦》里某个丫鬟的命运,也谈自己欣赏《傲慢与偏见》里的伊丽莎白,但顾伟通常都不会回应。离婚后,前妻接手了家里的紫砂壶产业,做上了小老板,业余时间还会在网上兼职写小说,在论坛上有百余万的点击量。

顾伟在男德班时,曾经看过一部叫做《克莱默夫妇》的电影,当中讲到,丈夫要求女主乔安娜相夫教子,不被肯定价值的她从家庭负气出走后,重新找回自我并成为收入丰厚的设计师。

顾伟觉得,前妻也是这样,做事不比男人差,离婚、离开自己这样一个人,反倒成就了她。“她不是属于谁的,而是独立的、自由的。”顾伟觉得,自己已经没机会做一个好丈夫了,但至少,还可以学着做一个好父亲。


顾伟曾在采访中 说:“不要再做以前那个顾伟了。”


陪伴型父亲

从儿子3岁起,离了婚的顾伟开始学着照顾孩子。

和妻子分开以后,他才发现原来家里有这么多的活需要干,一点不比工作清闲。儿子堆在地上的衣服不会凭空消失,厨房里的脏碗也不能自动清洁好摞在橱柜,每天接送孩子、做早餐、陪孩子读书成为了他每天都要做的事。

这时他反而开始感谢前妻,如果不是离婚,他可能也会让家庭经历“丧偶式育儿”,也不可能有机会去做一个真正的陪伴型父亲。

离婚后,孩子有一多半的时间待在顾伟家,剩下的时间在前妻家。去接孩子时,前妻还会流露出躲闪他的神情。顾伟想到过再复婚,但失去的信任已经彻底无法建立了,前妻与他除了孩子的话题外,再无更多交流。

他时常懊悔,自己虽然在“男德班”里学习了怎样去尊重女性,但再也没机会去体验一段健康的婚姻关系。

做一个好父亲也并没那么容易。“男人和男人之间有什么好说的”,顾伟从来都是这么认为的,他与父亲的沟通从来都停留在“吃什么”“去哪里”这种生活琐事上,两个成年男人也从未对彼此说过心事。

在传统的话语体系里,太过感性被认为是“不男人”的行为,但现在,顾伟会在儿子委屈时,让儿子靠着自己的肩膀,告诉他:“你可以哭的,男孩也可以哭。”

在儿子靠向自己肩头的时候,他体会到了父子之间的亲密和依恋,也体会到了被需要的感觉,父亲和自己之间“男人之间不需要多说什么”的成见,在自己和儿子中间消失了。


给孩子做性教育课程的方刚


破除偏见,男性也受益

方刚三岁那年,父亲自杀离世,他从小跟着母亲和姐姐长大,因为自身的气质偏文静,又爱跟女性待在一起,从小到大没少受到冷眼嘲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背负着“娘娘腔”和“二刈子”(形容男孩子不男不女,没有阳刚之气)等歧视性绰号。在上高中之前,因为发育慢、个子矮,也遭受过一些高个同学的校园霸凌。

29岁时,方刚偶然在北京一家书店接触到女权主义的论著,他产生了深刻共鸣,“我被点燃了,我与被压迫的女性,本质上一样,是一种社会不平等。作为一个在父权文化之下、在被霸凌中长大的男孩,我就是‘女人’。”

自此,方刚开始研究女权主义,并扩展至男性的社会性别议题,出版了二十多本相关议题的书籍,后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师从著名性学家潘绥铭教授。

他觉得,和硬汉、猛男一样,温柔、知性也可以是评价男性的褒义词。尊重个体差异、尊重人本身的多元气质,是他追求的目标。“男性也可能是在父权体制中受到压迫的一方,像我从前一样,个头矮、没有阳刚气质的男性,更容易受到欺凌。打破性别刻板印象,男性也是受益方。”

而男德班,就是方刚打破性别刻板印象、推动社会平等的一次尝试。他希望班里的讲师和学员们都能受到这种观念的影响,进而影响自己身边的人。

时隔7年,今年10月,方刚又重启了男德班。“时机成熟了,所以又开设了。”但在这7年间,方刚从没有停止关于性别议题的课程和讲座。

方刚所说的“时机”,则是在他看来中国社会这7年间的发展——女性地位上升,大众的性别平等意识也更加强烈。一个明显的区别是,2015年方刚在后台收到的私信里都是骂男德班“双标、糟粕、搞噱头”,是“男人中的叛徒”,但今年,在网络评论里,他看到更多的评价是“值得学习”“这些难道不是男性本该做到的吗”。

目前,男德班招募了一批有性别学习经验的“男德带领者”,共有57人报名。最终,来自上海、深圳、成都的9名学员通过选拔,成为正式学员。他们都有婚育经验,接受过性别教育训练,有基础教学能力,在为期三个月的培训后,他们将成为全国各地的男德班讲师。让方刚欣喜的是,目前还有三十多个对性别议题感兴趣的人在参与课程旁听。

也有学员以“说出去不好听”为由劝方刚给课程改个名字,但方刚回绝了,“如果还是叫好伴侣、好父亲工作坊,就不会有人来关注了。”说是搞噱头,他也并不否认,“如果能靠着这点噱头让大家看看我们真正在做什么、倡导的是什么内容,就够了。”

与首届“男德班”遇冷相比,今年的学员人数似乎有了起色。但仍伴随着质疑的声音,“‘男德班’的人都已经够有男德了,这只是‘圈地自萌’,没办法改变更多充耳不闻的男人。”

但方刚觉得,只要能有一小部分人先做出改变,那么就进而能引起家庭、职场,甚至制度的改变。“瑞典给男性的陪产假增至3个月,我们国家还没有这么长,只有男女一样工作、一样放假,女性找工作时,才有可能得到和男性一样的机会。男性想做全参与型爸爸时,也能更有时间。”

方刚今年出版了一套讲述男性参与的绘本,做一本给孩子讲述男性参与的绘本,让孩子认识到,很多所谓男人女人该有的样子,都是社会文化建构出来的性别偏见。

这样的教育体现在这届男德班唯一的女讲师莫海琛的身上。她的儿子小海今年七岁半,上小学二年级,喜欢粉色。莫海琛曾带着儿子去商店买床上用品,儿子选择了粉色的枕套,带到学校去时,被其他男孩嫌弃:“女生才喜欢粉色。”

学校里男孩们的寝具都以黑蓝灰为主色调,小海反驳男同学:“颜色是不分性别的,每个人都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颜色。”逛商场时,看到跳来跳去的女孩子,女孩的爸爸妈妈说:“你还穿着裙子呢,怎么一点不像个女孩?”这时,莫海琛会问儿子:“你觉得她像不像个女孩啊?”小海说:“她就是个女孩啊!”


顾伟买来的关于性别议题的书籍

在顾伟身上,改变也在发生着。

如今,他买了二十多本关于性别议题的书籍,每个月都会参加公益活动,帮助家庭暴力受害人。他也不吝于分享自己的经历,平常会去排练方刚编剧的《男人独白》的话剧,这是一部从男性视角反思性别暴力的公益话剧,由9名男性表演,已经在全国几个地方巡演。

有一天,顾伟在路上听到了一个女人的呼救——一名男性在撕扯、殴打她。虽然殴打者的体格明显壮于自己,但顾伟还是在害怕中大声制止了男人,并且报了警。曾经的施暴者此时变成了救助者,而以前,他只会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小打小闹的矛盾而已”。

顾伟在给儿子买衣服时,也不会刻意去选颜色,什么颜色的衣服他都买。儿子很喜欢一件粉色的、胸口有着黑色小熊图案的poloT恤,但是在一次穿去学校后,他被男同学嘲笑女生才穿粉色。顾伟跟他说:“颜色代替不了性别,别人不能左右你自己的思想。”儿子点点头,夏天还是经常穿这件粉色的衣服。

两年前,儿子跟着其他朋友看恐怖漫画,晚上做噩梦。顾伟跟儿子约定以后不看了,儿子却没做到,被发现时,他重重打了儿子头三下。他后悔,觉得自己至今还没完全戒掉暴力。

顾伟惧怕再把伤害带给别人。离婚7年,他没敢再开始一段新的亲密关系。

为了驯服自己身上的那只暴力猛兽,他主动降职,不再做压力很大的领导工作,还去寺庙做了6年的义工,用清心寡欲的生活调整情绪。

他偶尔也会想起自己在男德班学到的那首诗:

只要有一个女人觉得自己坚强 因而讨厌柔弱的伪装,

定有一个男人意识到自己也有脆弱的地方,因而不愿意再伪装坚强。

只要有一个女人讨厌再扮演幼稚无知的小姑娘,

定有一个男人想摆脱“无所不晓”的高期望。

只要有一个女人讨厌“情绪化女人”的定型,

定有一个男人可以自由地哭泣和表现柔情。

只要有一个女人觉得自己为儿女所累,

定有一个男人没有享受为人之父的全部滋味。

只要有一个女人得不到有意义的工作和平等的薪金,

定有一个男人不得不担起对另一个人的全部责任。

只要有一个女人想弄懂汽车的构造而得不到帮助,

定有一个男人想享受烹饪的乐趣却得不到满足。

只要有一个女人向自身的解放迈进一步,

定有一个男人发现自己也更接近自由之路。

这首诗叫《只要有一个女人》,由南希·史密斯写于1973年,顾伟很喜欢。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小海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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