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调整为乙类乙管后，专家：健康码在适当的时候也会退出！

（健康时报刘颖琪）2023年1月8日开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将被列为乙类乙管，相关防控措施也已逐渐调整，包括公共场所取消查验核酸，也不再划定密接等。多位专家表示，随着调整为乙类乙管后，健康码对于疫情的管理作用已大大弱化，在其适当的时候也会退出。

12月18日，黑龙江哈尔滨机场，旅客出行不再落地检和查验健康码

“疫情之下，从理论上来说对于脆弱人群的保护是必要的，这也是目前部分养老院、医院等地还需要查验健康码绿码的原因。但是这些场所的工作人员既是社会人群，也是脆弱人群密切接触人群，所以对于局部人群健康码的管控，从现实意义上来讲并不大。”12月30日晚，南开大学公共卫生与健康方向的一位教授在接受健康时报采访时指出，目前健康码对于疫情的管理作用已基本不存在了，在其适当的时候会退出历史舞台。

在12月29日召开的“2022凤凰网财经峰会”上，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前流行病学首席专家曾光教授也指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转移到乙类乙管以后，健康码就不存在了。“我觉得去有些地方需要核酸检测，抗原检测，比如说到医院去，甚至登国际航班，可能还需要查一下。其他健康码的话，实际上伴随着乙类甲管转移到乙类乙管以后，我认为健康码就不存在了。”曾光在上述活动中表示。

此前报道

行程卡在运行近三年后结束使命，健康码何去何从？

随着防疫措施的不断优化，通信行程卡在运行近三年后结束使命。

据报道，“通信行程卡”服务下线后，相关用户数据都会被彻底删除，以杜绝数据安全风险。“行程卡已失去了它的意义，及早下线是一件积极的事。”深圳智慧城市大数据研究院院长陈东平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

随着行程卡的下线，与人们日常生活紧密相关的健康码是否也会随之退出备受关注。

行程卡缺乏精准性

通信行程卡即“通信大数据行程卡”，也被简称“行程卡”，由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联合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推出，2020年3月6日上线。最初，用户打开微信小程序“通信行程卡”，填写手机号码和验证码，就可获取本人过去14天内停留4小时以上的到访地行程证明。行程卡带星号“*”，表示用户过去14天行程中存在包含中高风险地区的城市，但并不表示用户实际到访过这些中高风险地区。

随后，行程卡经历了一系列优化调整。

2021年9月，国家政务服务平台将健康码和行程码整合起来，在全国全面实现一页通行式的“二码合一”，即打开健康码可同时查看行程。2022年6月29日起，通信行程卡“星号”标记被取消。7月8日起，通信行程卡查询时间范围由14天缩短为7天。截至今年5月26日，工信部公布的数据行程卡用户查询次数累计达到556亿次以上。

行程卡初衷是为了支持人员合理流动、安全复工复产。陈东平表示，但在具体落实时，行程卡缺乏精准性，很难将高风险范围精确到县或区级及以下行政区域。

通信行程卡公众号今年1月在一篇12个行程卡问题权威解答的文章中提到，行程卡分析的是手机信令和话单数据，由运营商通过用户所用手机号所处的基站位置获取。由于基站信号可能交叉覆盖、信令数据精度有限、数据更新延迟等技术原因，行程卡服务数据可能存在一定偏差。

对于“我并没有去过A地却显示了/我去过B地却没有显示”的问题，该文章解答称，行程卡服务使用的是基站数据，为确保通信连续、实现覆盖无盲区，行政区划交界处的两地基站信号可能会交叉覆盖，造成手机可能会在未漫游情况下使用了相邻城市的基站信号。另外在一个城市驻留时间未超过4小时，是不会被记录的。

在陈东平看来，一直以来，行程卡的大数据应用仍处于非常表层的阶段，并未进行深入挖掘和延展。“行程码想要有实际使用意义，必须要能描绘出人员行动的电子轨迹和时间长度。”陈东平认为，这将涉及到处理大量数据，其次要加大和多种其他数据的比对。在他看来，技术层面是可以做到的，但需要运营商极大的投入。

资料图 图源：新海南客户端

健康码会退出吗？

行程码即将下线，随着新十条提出“不再对跨地区流动人员查验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和健康码”，健康码又将何去何从？

个人健康码数据包括个人基本信息、个人健康信息等，每类包含不同的具体数据条目。以国家标准《个人健康信息码数据格式》中对健康码数据结构作为参考，健康码涵盖大量个人信息。

国内多地的健康码由各地政府主导开发，企业提供技术支持。“各地都有一套自己的健康码，里面涵盖了大量详细的个人数据，这些数据将何去何从仍没有明确说法。”国内一位公卫专家表示。在他看来，“一些地方健康码运营方的法人角色较模糊，缺乏明确的责任承担方。”

据媒体梳理发现，健康码赋码规则主要由各省级行政单位制定，而在不同的省份，主管单位并不相同。例如，北京市“健康宝”主管单位为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管理局；江苏省“苏康码”主管单位为江苏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湖南省健康码主管单位为湖南省卫健委；而辽宁省“辽事通”的主管单位为辽宁省营商环境建设局和省信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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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初疫情来临时，全国各地亟需数字化企业迅速构建健康码系统，这可视为一段野蛮生长期。直到如今，尽管有一些管理机制存在，不排除一些企业有机会接触到个人数据。”陈东平表示，健康码背后涉及上亿人的个人信息，包括详细的流调信息、支付信息、通勤信息等，一旦泄露会影响到国家安全。这需要相关部门对涉及其中的第三方运营方加以监管。

一直以来，各地健康码形式并不统一，健康码功能被逐渐扩容，并日益泛化。在一些地区，健康码还会被整合到当地的就医服务、公共交通，甚至支付方式中。

11月9日，国家卫健委等部门联合印发的《“十四五”全民健康信息化规划》提到，到2025年，初步建设形成统一权威、互联互通的全民健康信息平台支撑保障体系，基本实现公立医疗卫生机构与全民健康信息平台联通全覆盖。每个居民拥有一份动态管理的电子健康档案和一个功能完备的电子健康码。这一消息一时引发热议。

此后，有接近国家卫健委人士回应媒体称，所谓“电子健康码”并非防疫期间所用的“健康码”。疫情防控“健康码”主要用于疫情防控，关联新冠疫苗接种、核酸检测信息；“电子健康码”主要用于医疗健康服务，包含识别、结算、服务的功能，关联居民电子健康档案、电子病历等医疗服务信息，已推行多年。

在陈东平看来，“疫情以来，健康码确实发挥了比较大的作用。”

“真正属于疫情后采集的数据，主要是核酸检测数据和场所码信息，现在关键是这两类留存的数据接下来怎么办。”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数字与移动治理实验室主任郑磊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随着新十条的落地，类似核酸信息、场所码等数据都应该销毁、封存或者彻底脱敏。”郑磊解释称。

陈东平建议，未来可考虑进一步完善隐私保护数据机制，像健康码数据的储存、管理等职责，应交给国家权威部门承担。但从另一个角度讲，他并不建议对如此庞大的信息数据全面整合，并描绘出具体的画像，这在全球范围内也很少见。

对个人信息的处理，从国家乃至地方都出台了明确规定。根据《个人信息保护法》总则第六条：处理个人信息应当具有明确、合理的目的，采取对个人权益影响最小的方式。收集个人信息，应当限于实现处理目的的最小范围，不得过度收集个人信息。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在2021年1月印发了《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健康码管理与服务暂行办法》，第二十四条明确加强个人隐私保护，为疫情防控、疾病防治收集的个人信息，不得用于其他用途。

郑磊接受采访时表示，未来健康码首先应回归到出于卫生健康的目的而使用，比如说就医没带医保卡，用健康码刷医保卡、扫码挂号付费等。健康码未来的应用场景可以朝这个方向推行，并且是非强制性使用，只是给民众提供一个多样选择。但也有观点认为，随着疫情防控结束，目前使用的健康码，理应退出历史舞台。健康码对个人信息或隐私的损害，有着诸多不确定性。

陈东平认为，当大数据被滥用以后，只会导致地方投入更多资金、人力等方面的资源，使得防疫偏离了精准的方向。应结束某些打着大数据精准防疫的幌子，滥用数据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