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从八字看帅才（如何从八字看帅才漂亮）

晚清《点石斋画报》所登《南闱放榜图》

科举制度自隋朝创立以来，一直是历代王朝选官的主要途径之一，除了考试形式及内容之外，一千四百年间几乎没有什么大变化。然而，清代中后期却诞生了一个科举正途之外的新制度——“大挑”。

“大挑”本是河务建设的术语，意思是疏浚河道的壅塞，使之畅通。科举“大挑”制度的本意，也是为落第的举子开辟另一条出路。这一制度内容很简单：科举中参加会试不中的举人，参加朝廷统一举办的“大挑”，被挑中者可以担任县令、教职等职。

既然不再以考试成绩论英雄，那“大挑”制度选人的标准是什么呢？这个标准，说出来可能出乎很多人的意料，那便是“以貌取人”。

一雍乾时设立照顾落榜举子

清朝康熙、雍正以来，由于国力日渐强盛、社会越来越稳定、人口越来越多，考中举人者也越来越多。但从举人到进士的竞争，存在着近90%的淘汰率。乾隆皇帝曾经估算过，十年中朝廷选取举人五千余人，而考中进士得授官职者，才有五百余人。年复一年，在民间积压的举人队伍愈发庞大，难免会有人心生怨言。而且，从人才资源利用的角度来看，也是极大的浪费。

清朝初期的政治颇有生气，经常对一些制度做出尝试改革，而科举“大挑”的源头就是在这种政治空气中孕育发展的。雍正帝即位之初，边远省份的一些县令出缺后，部选官员从考核、诠选、确定再到赴边上任，要经过一套复杂漫长的程序。但是，地方县令又是极为重要的职位，不能长时间空缺，于是当时例行的办法是由当时督抚选其他吏员署理（代理）。

然而，雍正帝认为，这样选官体现的不是朝廷意志。谁能保证督抚们能做到公正无私、不因私废公呢？而且，每年有那么多的落第举子，既有空缺，何不给他们一个表现的机会？于是，雍正帝下令，不必等三年一度的科举大考再选新进士去补县令之缺，而是直接从往科落第的举子中挑选人才去署理缺位。如果工作完成得好，经督抚保荐，还可以转正。

这种做法具有偶然性，一般是缺位较多时，才会集中挑举人，并未形成制度。然而，到乾隆十七年（1752年）时，因举人壅滞的情况越来越严重，朝廷便总结了雍正朝的做法，形成了固定的“大挑”制度。

乾隆帝起初害怕这个口子一开，对通过正规渠道考中的进士会造成不良影响，于是定了一些限制条件：其一，“大挑”不能泛滥化，每六年才举行一次；其二，不鼓励举子以“大挑”为正规出路，只有连续参加过最近四次以上会试（累计十二年）不中的人，才能参加“大挑”。至嘉庆朝，“大挑”改为每十二年一次，连续三科未中进士者可参加，此后形成定制。

总体而言，清朝所设计的这个“大挑”制度还是有一定科学性的，既开口子，又不过滥，让辛辛苦苦抢过独木桥的进士们不会抱怨，也让屡考不中的老举人们有个奔头。

二偏好国字脸中等身材

但是，好的制度设计并不一定导致好的结果。“大挑”制度想法不错，付诸实践后却没有达到多好的效果。其问题根源，就出在选拔标准上。

“大挑”制度如何实行？在这一次“补选”中，举子并不需要重新考一遍试，既不用写文章，也不考策略实务，而是只看年龄、面相、身材。简单说，就是以貌取人。

为什么会这么定原则呢？

其一，基层的县令、学政，需要官员有较强的实干能力，对学术、文章等能力需求不高。举人本身屡经大考，文章基本水平已经有了，不需要再过度考核。

其二，基层官员日常与百姓打交道，亲民性强，相貌气质好一些，利于绥抚百姓、安辑地方。

这种判定方法一定程度上借鉴了唐代选官的“身、言、书、判”标准，含有一定合理因素。嘉庆皇帝就曾说过：“一等为州县求父母，二等为学官取师长，年太轻恐不晓事，年太老恐不任事，先取强状，后取人品。”所谓人品，就是相貌、身体等外在条件。

大挑的具体程序是，由皇帝指派宗室王爷，协同几位大学士、重臣，在内阁进行现场挑选。候选举人每二十人一批，进内阁后，由王大臣现场观察决定。

选拔流程非常快捷，也就一盏茶的工夫。王大臣考察后，当场就要发布最终结果。发布名单也有讲究，先点三个举子为一等，一等就是实授县令。然后再点八人，称作“跳八仙”，这八人是被淘汰的。为何叫“跳八仙”？因为点一个名，就意味着那人要打道回府，被点中者难免心惊肉跳，故有此戏称。

剩下的九个人就不再一一点名，统统定为二等。二等举子不像一等很快就能授官，要经过吏部的统一选发，有一定候补期，候任的官缺大多是学政一类教职。

与考中进士者一样，“大挑”选中的举子，也要进皇宫朝见皇帝，既表示皇恩浩荡，也是为面试选人把最后一道关。不过显然清朝皇帝们对这种小事并不怎么在意，召见了几次之后，人太多太繁，便改为只接见被挑为一等举子。据道光时参加过大挑的举人段光清记录，“一等须至圆明园引见。”这一做法一直保留到清朝灭亡。

虽然是“以貌取人”，当然也不能全凭个人喜好。清代“大挑”有一套不成文的八字标准：同、田、贯、日、身、甲、气、由。即把人的身材、面相用几个字形象地分类。

同、田，都是指方脸，类似于今人所称“国字脸”，相貌端正、威严，是上等身材相貌；贯、日则是中等身材，贯指头大身长而直，日即身材适中较匀称；身、甲、气、由则是下等样貌，身是指整体斜，甲是指头大身小，气是两肩不平，由则是头小身大。

俗话说，相由心生。一个人的面容，有时确实和人品、性格有一定关系，但这种关系绝非固定，偶然性极大，而且反例也特别多。像潘岳、卫玠之类的美男子，并非当时最杰出的俊逸之才，飞将军李广“恂恂如鄙人”，却是名震匈奴的一代名将。所以按照相貌身材来判定人的品级，肯定是不客观的。

正因为这套“以貌取人”的荒唐标准，“大挑”制度从诞生之时起，就连续不断地制造笑料。

三落选者发愤读书考中进士成名臣

乾隆时,有一位叫恽(yùn)敷的举人参加大挑，相貌中庸平常，大概属于可挑可不挑的类型。主持大挑的某大臣看到其名字，读作挥敷，恽敷便大声纠止，说:“我姓恽而非挥。”该大臣当场下不来台，怒而将恽敷淘汰。后来恽敷再次参加“大挑”，主持官员文化水平很高，一见这个名字，就说这位举人大概是南田先生的后人。“南田先生”是清初的书画家恽南田，借此典故，之前落选的恽敷居然莫名其妙地得了个一等。

在“大挑”中，身材相貌好的也不一定能得一等。光绪年间，陕西米脂人高照煦参加大挑，对自己的身材相貌很自信，自认为绝对能拿一等。结果他抽签时，抽中了最后一组，只有十三人候选。按规定，十三人只能挑一个一等的。主持的官员们慎重起见，对十三个人反复考察，最终宣布高照煦被定为二等。可怜高照煦一辈子就只在教职的清水衙门上来回打转转。

高照煦的遭遇绝非孤例。据《归里清谭》中记载，一位山东举人，身材高大雄壮，时人称其为“曹交再世”（曹交是《孟子》中记载的人物，身长九尺四寸）。这位举人信心满满去参加“大挑”，结果落选了，他气愤不过，等主持大挑的王爷大臣们事毕回府时，当街拦轿喊冤，找王爷要说法。王爷无法应对，干脆大喊：“我挑命也！”意思是说你就算长得再好，可惜命里没有官运。壮汉举子一时默然，无话可说。

至于相貌丑的人，自知条件不够，便会想到行贿赂之事。嘉庆皇帝回忆其作皇子时，有一次主持“大挑”，竟有人给他递条子，请挑某某举人为一等。嘉庆帝非常生气，刻意将请托之人淘汰。嘉庆对科场舞弊之事深为痛恨，即位之后回忆起此事，仍然愤愤不平，说：“并闻从前大挑，有豫先私许银数封贮，于挑得后凭票交兑者，士论沸腾，去取未能允协。”（事见《清仁宗实录》嘉庆六年三月条）但贪贿之风不是皇帝痛恨一下就能解决的，官员们并不像嘉庆这么以国事为重，遇到请托，难保不为其曲法寻私。

道光年间，有位江苏举子汪叔明，相貌丑陋，参加“大挑”时却被某宗室王爷列为二等。就在王爷宣布完结果，举子们转身退堂时，该王爷看见同座大臣手中拿着一把很考究的折扇，扇上的画、题字都非常精美。王爷连连称赞，该大臣不失时机地说，此画、此字的作者，就是刚才那位汪叔明。王爷说道：“他相貌凶恶，我以为他当县令必定严苛，没想到是位风雅之士。”于是现场将汪叔明由二等改为一等。在“大挑”这一关键时刻，官员居然正好拿着举子的作品，说汪叔明没有提前做手脚，恐怕很难令人相信。

晚清名臣阎敬铭也参加过大挑，阎敬铭为人状貌短小，双眼一高一低，长得甚是丑陋。参加“大挑”时，主持的某亲王高喊：“阎敬铭先起去！”阎敬铭深受其辱，回去后发愤读书，居然考中进士，当了翰林，后来做到光绪朝的户部尚书、军机大臣，能力为中外钦敬。湘军名宿胡林翼曾赞其：“气貌不扬，而心雄万夫。综覆名实，居心正大。”

总体而言，“大挑”制度当时确实解决了一些举人的出路问题，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士人萌乱的社会隐患。但这个杯水车薪的小小制度，因其设计本就有问题，故而实行没多久，便被清朝化入肌骨的腐败之风带到沟里，成了落后制度的一个现实写照。

来源北京晚报

作者陈峰韬

流程编辑：王梦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