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族曲艺品种之一,道情的历史 道情古曲

时间:2023-08-02人气:作者:未知

汉族曲艺品种之一,道情的历史 道情古曲

文章目录:

1、汉族曲艺品种之一,道情的历史

2、汉族曲艺曲种之一:西河大鼓的由来

3、锣鼓书文化:汉族曲艺的优秀代表

4、陕北道情的由来与历史渊源故事

5、汉族曲艺品种之一的山东琴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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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汉族曲艺品种之一,道情的历史

中国戏曲剧种种类繁多,在民间流传的戏曲数不胜数,戏曲都是出自于歌舞,经过多年的改良和完善,演绎成另外一种形式。道情是中国汉族戏曲中说唱艺术中的一个。那么道情的历史有哪些呢?不妨来戏曲大全里看看。

道情,源于唐代道教在道观内所唱的经韵,为诗赞体。宋代后吸收词牌、曲牌,衍变为在民间布道时演唱的新经韵,又称道歌。用渔鼓、简板伴奏,与鼓子词相类似。之后,道情中的诗赞体一支主要流行于南方,为曲白相间的说唱道情;曲牌体的一支流行于北方,并在陕西、山西、河南、山东等地发展为戏曲道情,以〔耍孩儿〕、〔皂罗袍〕、〔清江引〕为主要唱腔,采用了秦腔及梆子的锣鼓、唱腔,逐步形成了各地的道情戏。内容有升仙道化戏、修贤劝善戏、民间生活小戏、历史故事和传奇公案戏4类。有的地方称渔鼓或竹琴。

在陕西有关中道情,是陕西的皮影戏剧种,分东路调和西路调。前者流行于黄河两岸,后者流行于陕北及内蒙古等地。在不同地区又形成了“北方道情”、“商洛道情”、“安康道情”及“西凉调”等分支剧种。其唱腔特点凡至落音拖腔的地方,众人相和,以增强气氛。剧目约有二百多个,均属老艺人口传,其中若干剧目有浓厚的宗教色彩。

道情是渔鼓的前身,“道情”又名“黄冠体”(黄冠可能是指道人的装束),是道家所唱的道家的情事,神游广漠、寄情太虚,有餐露服曰之思,名曰道情。唐代可能已经有了道曲,渔鼓简板则始于宋朝,虽然道情出现的早,但是流传下来的作品却不多见,能看到的仅有本篇郑板桥的道情十段(一般演唱仅收录以上五段。)及徐大椿的回溪道情。此一曲种已经没落以至于将要绝迹,民国以来并没有留下来可供学习的资料,这门艺术已经是后继无人了。

表演形式道情音乐比较丰富,据传说原有七十二个套曲和一百来种曲调,现在只能够收集起十三种套曲和九十六种曲调,其唱腔为联曲体。它是利用诸宫调的某些曲子互相联缀起来,组成有层次的大型唱段。每种套曲又有“正、反、平、苦、抢、紧”六种不同的曲子,唱腔是根据需要来临时组合的。

例如:“耍孩儿”的结构就包括“正耍孩儿”、“反耍孩儿”、“平耍孩儿”、“苦耍孩儿”、“抢耍孩儿”、“紧要孩儿”六个曲子。这“正、反、平、苦、抢、紧”各有不同内容:“正”表示用正调演唱,一般用正调演唱的曲调为“商”字调;“反”表示用反调演唱,一般用反调演唱的曲调为“徽”字调;“平”表示一般正常的情绪,“苦”表示愁苦、凄凉的情绪,二者皆用正调演唱;“紧”表示唱腔结构紧凑,“抢”表示唱腔结构喜悦、轻快、类似“抢”一般地速度。

另外,道情又巧妙地借鉴了“晋剧”中的“介板”、“流水”、“滚白”以及昆曲唱腔,弥补了本身的不足。音乐伴奏中的“渔鼓”为道情特定乐器,其文武场乐器与梆子剧种大致相同。

2、汉族曲艺曲种之一:西河大鼓的由来

说起中国的曲艺文化啊那可是说与说不完,先不说中国我的戏剧里的核心京剧、越剧、黄梅戏、评剧、豫剧,为什么呢?既然是中国的五大戏剧那肯定是被大家所了解了,今天小编要说点不一样的,什么呢,就是是大鼓书文化里的西河大鼓,希望大家喜欢。

西河大鼓是中国北方地区的鼓书暨鼓曲形式,汉族曲艺曲种之一。普遍流行于河北境内并流传于周边河南、山东、北京、天津、内蒙古及东北地区。在流传过程中曾有过“大鼓书”、“梅花调”、“西河调”、“河间大鼓”和“弦子鼓”等名称,20世纪20年代在天津被定名为西河大鼓。

西河大鼓由木板大鼓发展而来,创始人一般认为是木板大鼓艺人马三峰,起源时间约在清代道光、咸丰年间。早期,西河大鼓以说唱中、长篇书目为主,如《杨家将》、《呼家将》等。西河大鼓进入天津后,发展迅速,出现了许多著名艺人,产生了北口朱(化麟)派、王(振元)派,南口李(德全)派、赵(玉峰)派,以及20世纪40年代由马增芬及其父马连登创立的专工短段的马派,使西河大鼓流派纷呈,展现出多彩多姿的艺术风格。

西河大鼓由木板大鼓发展而来,河间是西河大鼓的主要发源地,起源时间约在清代道光、咸丰年间,流行于河北、山东、河南、天津、北京以及东北和西北部分地区。

有关专家考察,西河大鼓原名“梅花调”(至今河北省中部农村的老年人仍称之“梅花调”),流入天津后才改名为西河大鼓。因为天津人习惯把大清河、子牙河统称为西河,而原有的梅花大鼓在此两河流域最为发达,为了将二者区分开来,便把冀中传来的梅花调称作“西河调”了。

西河大鼓脱胎于清代中叶的“弦子书”和“单鼓板”。“弦子书”源于“鼓子词”,清乾隆年间(1736~1795),在冀中农村十分流行,艺人怀抱弦索或三弦,自弹自唱,说白相间。“单鼓板”又名木板大鼓,源于“词话”。据传,清代乾隆年间,保定府艺人刘传经、赵传璧、王路三人,将“弦子书”和“单鼓板”合档同台,鼓、板、弦三者并用,民间艺人纷纷效法,遂在冀中流行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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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锣鼓书文化:汉族曲艺的优秀代表

锣鼓书也被我们称为“太保书”,是上海地区一个比较流传的汉族民间曲艺之一,因为演出时演员们自击锣鼓延长故事,民间也称为“堂鼓书”。那么,大家对于这种汉族曲艺的优秀代表,锣鼓书文化,我们是否了解呢?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从城市文化的角度一起来寻找答案吧!

锣鼓书的艺术特色

锣鼓书的基本演出形式是演员自击锣鼓,唱表说书。早期都是单人坐演,20世纪50年代末逐渐改为双人或多人站立说唱乃至表演唱,伴奏乐器亦逐渐增加,配有琵琶、扬琴等丝弦小乐队,而常用的主要演出形式为单人说唱配乐队。流传过程中因地域不同,锣鼓书音乐有川沙、南汇一带的“东乡”和松江、金山一带的“西乡”之分,曲调有【金平调】、【调】等。

锣鼓书的表演形式

(一)“占卜”仪式,古称“太卜”如今还保留着“掐卦”(沿用三国时期诸葛亮的“马前六壬卦”)和“笃笤”;

(二)民间信仰仪式,艺人称“社书”,俚人称“太保”。功能如同“社戏”。社书中又分四种类型,即:酬神保泰的“待佛书”、大型庙会城隍出巡时的“接厂”、专为病人驱邪逐疫的“谢菩萨”和专治疑难杂症的巫医行为的“按香台”。这些仪式所祭之神,主要为驱蝗大神刘猛将、抗金英雄岳飞、忠臣良将杨忠愍等等;仪式中有一节内容为唱“社书”、劝人为善、言情小说、民间传奇故事等。

(三)民间曲艺,清末明初说唱“社书”的艺人走向茶馆书场专事说书。建国前上海市郊及毗邻地区书场先后建有近千座,艺人有300多人。

锣鼓书的传承意义

1950年,太保书、钹子书、宣卷、什锦书等所有上海汉族民间曲艺统称为“沪书”,52年市郊划归江苏省,便称“农民书”,浦东人称“浦东说书”。1961年,锣鼓书走进了群众文艺舞台,从此取名为“锣鼓书”,四十多年来,南汇人创作演出了新作100多个,于1996年被文化部命名南汇为“民间艺术之乡”,2004年,锣鼓书又被列为国家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第二批试点项目。

然而,锣鼓书发展现状不容乐观。由于时代的变迁、专业市场萎缩。1910年至1932年时,锣鼓书在上海地区比苏州评弹还要红火。1949年时,沪、浙、江还有300多所书场,目前仅存30处。老艺人相继谢世,传艺断层,唱本失传。1949年前后,专业艺人由250多位,说唱锣鼓书艺人锐减到5人,能做社的仅有2人。锣鼓书已到了后继无人、难以生存的濒危状态。由于锣鼓书是上海民俗文化的一支奇葩,也是代表着整个上海文化和上海民间曲艺的艺术瑰宝。因此,2006年5月20日,锣鼓书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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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陕北道情的由来与历史渊源故事

陕北道情是陕西陕北地区的汉族戏曲剧种之一,在2008年入选我国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道情的发展中,该戏曲和道教有密切的联系,因此陕北道情的艺术特色也和道教分不开。那么,陕北道情的由来和历史都有什么样的渊源呢?

陕北道情的由来:

陕北道情最早出现于清涧县东解家沟的玄武村。据该村道情艺人王儒伦口述,清道光年间(1821—1850),山西忻州一批道情艺人前来本村和附近的寨沟演出,始将山西道情传入清涧。后与当地的民歌结合,并吸收了眉户、秧歌的艺术成分,形成了清涧道情。最早组班演出的是王儒伦的老爷爷,称王家班,以坐唱形式演出。光绪年间至本世纪三十年代,清涧县出现了史家河、岩头、袁家河、乐堂堡等村的道情班子。他们经常出外演出,使道情戏传播到子洲、子长、志丹、横山、绥德等地,出现了村村社社有班子的兴盛局面。演出形式从坐唱发展为舞台演出,成为各地庙会赛戏的主要娱乐品种。往往是白天演出道情戏,晚上闹秧歌社火。每年春节期间,村与村的道情、秧歌班子还要进行下帖和还帖式的相互邀请演出活动,当地称为闹红火。

民国二十四年(1935)红军长征到达陕北,陕北道情进入新的发展阶段。道情艺人在传统道情的基础上,于横山等地创造出一种新道情,因多演出反映陕甘宁边区人民革命斗争生活的现代戏,故被群众称为“翻身道情”。艺术风格与老道情迥然不同,老道情深沉悲壮,新道情欢乐、豪放和明快,多富有新的时代特色,普遍受到了欢迎。老道情因之日益衰落,各地城乡班社均改唱新道情,如清涧下武村班、曹家塔班、陈家坪班、坡家沟班、八斗岔班、淮家湾班、横山破罗村班、柴辛梁班、子洲裴家湾班、强家沟班、刘家川班、子长强家沟班、榆林镇川堡班、延川白家河班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陕北新道情有了进一步发展。各村堡的民间班社不断扩大,一些班社还购置了新箱,培养出了一代新的演员,并创作演出了大批现代戏。

陕北道情的历史渊源故事:

道情,是由古代道士念经、演唱、诵咏道教中的情理而得名的。据《唐书·礼乐志》“调露二年(公元679年)高宗命乐工制道调,祀老子”以及芝庵的“道家唱情,释家唱性,儒家唱理,故曰唱道情,或曰道情,即道情调也,与法曲异名而同实”的说法便可得知,道情产生于唐代,最早是道教观内咏唱的“经韵”,文体为诗赞体。后来吸收了词调、曲牌,演变成为民间布道时演唱的“新经韵”也称“道歌”。

唐代,皇权与道教关系密切,将道教作为国教。为了维护道教的地位,争取信徒,道士在道院大唱道经故事。为了招徕更多的听众,又采用民间故事和历史传说故事来演唱,逐渐将道院里的说唱传至民间。后经艺人们的创造、发展,形成了简单的、也是最早的道情清唱、说唱形式。道情就是这样随着道教的兴盛而兴起。

宋代,以道教为正教,大力宣扬道教之说。真宗尊奉老子为“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并修筑了极为壮丽的昭应宫、会灵观。后来,徽宗迷道更甚于真宗,在全国各地广修道观,使道院与道士剧增。这就使当时流行于民间的道情得到了扩大和发展,主要表现在:在唐代使用琵琶、座鼓、钟、磬等伴奏乐器的基础上,又增加了迄今为止道情仍然沿用的主要乐器——渔鼓和简板,促进了道情唱调音乐形式的建立和风格的形成。

元代,元太祖成吉思汗、元世祖忽必烈为统一中国,均曾求助于道教。他们对宣扬汉族统治之戏曲予以禁止,但对神仙道化戏却很少干涉,故元杂剧作家写八洞神仙度化之戏,在元曲中占到了四分之一多。此时,已在民间广为流行的道情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由坐班清唱发展成为广场演出,并在原有的基础上,又增加了皮影,成为有人物、情节的对唱表演,作为戏曲剧种已见雏型。

清代较重喇嘛教,道教渐趋低潮。但因慈禧梦想长生不老,道士高云溪便“以神仙之术惑慈禧,时入宫数日不出”,并秘密参与朝廷之事,故道教得以继续延续,而此时的道情也继续得以发展。一些文人学士纷纷循旧调创新曲,使道情的体载更加丰富。道情以“耍孩儿”、“清江引”、“罩罗袍”等为主要唱段,又吸收、采用了秦腔与其它梆子戏的一些锣鼓、唱腔、表演、剧目以及民歌小戏,逐步形成为成熟的道情戏。

综上所述:道情不仅源于道教,而且在它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一直与道教有着密切地联系,是一种与道教无法割裂的戏曲艺术形式。

5、汉族曲艺品种之一的山东琴书

中国的曲艺历史经过了几千年的传承,至今仍有四百多种存在于民间各地,在齐鲁大地这个文化发达的地方,曲艺也是必不可少的,其中今天就要介绍的山东琴书,就是山东文化里吕剧的直接母体,文化价值独特。

山东琴书是山东地区汉族曲艺品种之一,又称“小曲子”、“唱扬琴”、“山东洋琴”、“改良琴书”等。发源于鲁西南的菏泽(古曹州)地区,产生于清代乾隆初年。原为农民自娱的庄家耍(又叫玩局)。清末呈现兴盛局面,名家辈出,流传地区日益广泛。

山东琴书的发展,大致辞经历了三个重要阶段,即由早期的文人自娱,到民间的业余玩局,后来发展为职业演唱--撂地说书。元明以来,山东境内俗曲流行,鲁西南地接中原,此间亦盛。小曲子最初是精于音律的文人,利用当时流行曲调编演曲目逐渐形成的。

“琴筝清曲”这种艺术形式不久即冲破文人雅士的小圈子,在当地农民中传习流布。由起初风雅的“携访友”,渐变为农闲或节日聚会的自娱性“庄稼耍”或日“玩局”。其演出虽以娱爱为目的,但重在比赛唱腔的优美、曲牌多寡,以及乐器演奏技巧的高低,还有浓重的文人雅士弹唱抒怀的情趣,色少江湖气。

随着“小曲子”在民间流传,渐由业余玩局变为撂地说书的职业性演唱。由于演唱性质的变化,带来了山东琴书在演唱内容、形式以及音乐唱腔上的重大变化。丰富了演唱内容。音乐结构由原来的曲牌联唱,变为以唱“凤阳歌”、“垛子板”两种曲调为主。并国以板式变化,穿插使用曲牌,唱词言变得通俗易懂,演唱风格也由以前的纤柔细腻变得活泼质朴。

山东琴书采用山东方音表演,因脱胎于民间的“小曲子”联唱,所用唱腔曲调十分丰富,约有曲牌二百多支。发展为琴书说唱之后,使用的曲调逐渐集中,以所谓“老六门主曲”即最为常用,清末民初以来又进一步发展为以“凤阳歌”和“垛子板”为主要曲调,穿插少量小曲进行说唱的音乐体制,节目也以中长篇书为主,兼唱小段儿。

山东琴书的演出形式一般为二至五人,演唱者分赶角色,也兼乐器伴奏。分赶角色者一般二至三人,余者为伴奏兼伴唱。传统的演唱讲究稳重大方,演唱者正襟危坐,仪态端庄,目不斜视,全靠富于变化的唱腔和有机的伴奏配合来完成故事情节的表达和人物形角的刻画。

随着历史的演变和艺术本身的发展,山东琴书的演唱逐渐打破了旧的演唱陈规。如演唱者可根据故事内容情节的发展和人物感情的变化,面目呈现传神的表情,有时亦可略加手势以助表演,演员之间在演唱中可进行感情交流,还可与观众直接交汉感情,但其演唱风格依然保持了稳重大方的基本特点。

山东琴书的传统代表性节目很多,长篇有《白蛇传》、《秋江》及移植来的《杨家将》、《包公案》、《大红袍》等多部,中篇有《王定保借当》、《三上寿》、《梁祝姻缘记》等七八十部,短段儿多为早期小曲子节目中传承下来的经典之作。

山东琴书文化底蕴丰厚,对吕剧的发生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是山东吕剧的直接母体,历史文化价值比较独特。如今它的发展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急需加以保护和扶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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